“保持晚节”为何在文革期间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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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8-4-21 20:37:00 发布人：runinfos
“保持晚节”，这本是中华文明传统中教勉人们越到晚年越要洁身自好、保持一个好名节的名言，相传至今，仍然被人们广为使用。特别是针对大陆某些官员的“五十九岁现象”，如能真正做到保持晚节，就可以免去许多人间悲剧。尽管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消极，消极在那个“保”字上，但真正实行起来，积极意义并不小。
“保持晚节”一词。在“文革”期间可谓风靡一时。为什么呢？因为在“文革”期间，许多老干部、老革命，今天还在台上，明天就被打倒，前途未卜。于是，“保持晚节”在当时就成了“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义词。在当时。希望自己能够善始善终、保持晚节者，并不奇怪，是一种正常思维。不但周恩来希望保持晚节，刘少奇何尝不希望保持晚节？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说出“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不就是想保持晚节吗？《晚年周恩来》抛开当时当地的特定历史环境不提，一味在“保持晚节”上做文章，硬把“保持晚节”的心态说成“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对毛的独断专行总是逆来顺受，不管后来的是非对错如何，首先总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泽东走。这已成为周氏心自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评价一个人。客观的标准是要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在能与不能之间作评判，而不能强人所难，强人所不能。在《晚年周恩来》的叙述中，看到的强人所不能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许多事情不问青红皂白，都往一个特定的框框里面扯，用框框套史实，用框框裁减史实。这个框框就是毛同周的所谓现代君臣关系，就是周对毛的所谓现代愚忠。
其实，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具有事实上的绝对权威的历史条件下，不要说周恩来，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也无力从根本上扭转这场悲剧，更不要说去否定它。“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乎也在紧跟毛的“文革”部署，只是想把它规范到党委领导下的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政治运动的范围之内。在他们看来，他们同毛的分歧是具体方法之争，而不是“文革”之争。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却不这么看。在毛看来，刘邓的做法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在破坏正在发动之中的“文化大革命”。即使到了“文革”后期，邓小乎搞“整顿”，也是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而不能把锋芒直指“文革”。即使如此，最终也还是被扣上了“右倾翻案风”的帽子。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基本氛围，也是周恩来所处的基本舞合，谁也跳不出这个圈子来干事、想问题。
联想到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限，再看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读者们就会多出一份同情之心、体谅之心与钦佩之心。眼看自己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眼看自己得力的助手一个个靠边站，周恩来仍然在耐心地等待时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图挽回或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力图保护或解放一批批老干部、专家、民主人士。毛泽东说要保护一批干部，他马上去落实；毛泽东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他立即部署制止串联、不误农时、抓紧生产；毛泽东说王（力）“八七”讲话是大毒草，他立即把这些极左的小爬虫绳之以法；毛泽东说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设法调解矛盾，消除派性，把一批老干部给合到“革委会”中，以恢复正常的国家秩序。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提出批极左思潮的口号，恢复文革前的一些做法，进一步解放老干部，迫使江青集团不得不有所收敛。不幸的是，后来毛泽东不赞成批极左，整个国家局势发生逆转，在批极右的口号下使得极左势力更加得势。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这些作用，是无人替代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否则，国家的正常秩序无以维系，极左势力会更加嚣张，老干部和知识份子的命运会更加悲惨。
对周恩来文革中的历史性作用，邓小平后来有过公正的评价。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纪者法拉奇提问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一方面，“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事”；另一方面，“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这才是真实的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这种评价出自像邓小平这样在文革中曾经复出又再度被打倒的人物口中，自然包含了他本人的深切体会在里头。
历史像个多棱镜，具有多个方面。《晚年周恩来》却把多方面的历史变成了单线条的历史，把一个在“文革”期间复杂的周恩来变成了一个“助纣为虐”的、被妖魔化了的周恩来。在第二章的叙述里面，在“还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幌子下，已然给本来没有多少成见的读者戴上了一副滤色眼镜，这副滤色眼镜上写了三行大字：“保持晚节”、“现代愚忠”、“顺守哲学”。戴了这副眼镜，再看以下各章，便不怕读者不接受了。脱去这副滤色眼镜的最好办法，就是多翻几本同类的书，想一想历史还有没有其他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书中在谈到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时，作者依据的竟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两本书，早已有学者和当事人指证其存在许多谬误，且当时的现场记录对于像书中作者这样的“史家”来说并不难找，而作者却偏偏拿这两本书作信史引证，道理何在呢？
（2004年384期香港《广角镜》月刊；选自《球视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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