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构成刘少奇冤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他在1949年的“天津讲话”，即他的“剥削有功”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49年，中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26.3%，国营零售商业1950年也只占23.2%，作为长期从事白区城市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认为当时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中国人的需要。
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
1949年1月，中共五大书记住在北京香山，刘少奇住在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一天晚上散步，毛泽东来到刘少奇住处，对刘少奇说：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
毛泽东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他写信汇报了天津工商界不稳定，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天津去，刘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
刘少奇来到王家，与王光英交谈此事。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工商界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半月之后，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天津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刘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为此，刘少奇偕同龚饮冰、卢绪章、张文松、正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天津工商界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人座谈。这也是“天津讲活”的主体部分。会上，工商界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听完他们的讲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白己决定。
工商界表示，他们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到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说道：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
刘少奇进而说道，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使中共在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离开天津后，他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老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工商业者打消了顾虑，企业关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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