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有血有肉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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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11-23 12:22:00 发布人：runinfos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在此生活了16年。
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每天早上6点睡觉，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以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的：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机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3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3个存折累计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其实，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赵炜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那时候的周恩来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总不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革命夫妻的爱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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