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访问印度。
西安事变的经过、状况之复杂，决非中国过去的“兵变”可以比拟。
12日：噩耗传来 晴天霹雳 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1】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 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 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2】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虽为首都，同样没有确切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
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
军事委员会严办。 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 “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 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 于是，当天晨八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友人端纳 直飞洛阳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予重视。当时南京的一般人，在推测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原因时，亦大多认为，西北地瘠民贫，张学良率部驻军西北，或许早有不满，因此推断：张学良这样做，实际只是为了要求将东北军调防到丰腴省份的一种“借口”。不过，南京主张讨伐张学良的人，因此更加主张：对此种不听中央号令者，必须予以严惩，否则就是开了坏的先例。 我则推测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或许确实有不平之情绪，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具有相当的理由。如果一部分国人真的对中央怀抱不平，那么中央就应该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原因，并尽力纠正之。同为中国人【3】，假如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此次兵变，又何必一定要用
军事方法呢？”
十三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致孔祥熙部长，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烦请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4】。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 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将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我并表示，他的举动虽然十分卤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
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去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 端纳在电话中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14日上午：中常会上 舌战高官 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消息，也忽然流传开来了。 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
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 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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