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1915年－2004年10月17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要成员之一，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吴法宪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他在监狱里交待了很多问题。马克昌所著的《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对这段历史有记载。
吴法宪
1980年11月16日，律师马克昌、周亨元到秦城监狱会见吴法宪，律师的目的是听取他对起诉书上指控其罪行的意见。
起诉书第四条指控陈伯达和吴法宪等人利用一个传单诬陷中共高层，当时谈到传单案的后台时，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
吴法宪承认起诉书上所写的属实，并说：“我当时讲的，不只是这句话。在碰头会上，陈伯达说：‘这个传单的口气很像邓小平，’可能是陈让他的秘书搞的。第二次在毛主席那里，陈又重复说，口气很像邓小平。我还说了：‘要联系各方面考虑，看与‘二月逆流’的人有没有关系？要查一查！’”
陈伯达等人炮制“传单案”
对于“传单案”，北京《中华儿女》杂志社派驻香港的“中华文化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了《文革秘档》，在这本书的第二辑第612-613页刊载了如下秘闻：
1967年10月8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为“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的传单案。江青、陈伯达等利用这一事件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传单案于11月20日在天津破获，作案者是天津市一个煤球厂的工人。他将自己书写、刻印的八十余份传单投入北京市外交部街一带的邮筒。
但陈伯达、谢富治等却认为此事必有后台。1968年4月28日和8月19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赵登程(原空军某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领导小组和核心小组成员，中央项目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等时，陈伯达说这个案子不是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8月24日，赵登程制定了一个《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项目在京的作战方案》。他们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迫使周慈敖编造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并按照审讯人员的意图，说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组织名称。
办案人员立即上报，林彪、江青一伙说这个党“要搞政变”，并编造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等十六人。1967年6月曾秘密召开代表大会等等。
九大以后，朱德等人分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迫于形势，公安部只得将这一案件搁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前所长、赵紫阳的智囊严家祺教授与其夫人高皋合著的《中国文革十年史》中也有相似的记叙。此书披露：散发传单的是一个十五人的组织；“常委会”的成员增加到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等数十人；案情包括一份由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联名签署的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传单的内容
传记作家叶永烈所撰《陈伯达传》(199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披露了那张传单的内容：
这封《公开信》力透纸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
《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掀风作浪；又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还指出撑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39年之后，已故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麾下的心理战专家唐柱国承认，这份催命符式的“传单”是他一手炮制的。
吴法宪在“传单案”中的作用
有关吴法宪在该案中所起的作用，叶永烈作了以下叙述：
陈伯达当时说，这个案子不是一个人搞的，背后可能有一个组织， 陈伯达拿着《公开信》问：“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谢富治说：“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则把话讲得更明白：“还不就是那第二号走资派嘛!”
网友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