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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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11-3 4:36:00 发布人：runinfos
……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340页。）
程中原在《张闻天传》第九章“历史转折”中有更详尽的记述：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
按照部署，……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简称为“总部”，“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总部领导人随一纵队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随一纵队行动。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为“中央队”。“最高三人团”原来打算要将毛、张、王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张持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一纵。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欣然同意。这样，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最高三人团”成员忙于指挥战事，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这个“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5页。）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由于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党员有权自由讨论党内的重大决策，并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争论，这样才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将遭全军复灭的路线错误得以纠正，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四）
然而，党在取得全国的执政地位以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逐渐受到扭曲。对党内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不经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由主要领导人个人决定的情况屡屡发生。
这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尽管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未发生有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但在建国之后不久，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如：
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当事人薄一波回顾说：
“……，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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