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字体大小:减小
增大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11-3 4:36:00 发布人：runinfos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战斗集体。是包括了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体。党不是领袖个人。
那末，什么是大局呢？毫无疑问，大局就是党的最大利益。我们得进一步问，什么是党的利益呢？
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解释，他说：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可见，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是服从领袖个人的意志，或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
（三）
为使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在组织上得到保证，在出现偏差或错误时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的历届党章都赋予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 中共六大党章第十二章44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中共七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增加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中共八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又补充：“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保障党员权利切实有效地行使，还规定“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可见，从中共六大党章到八大党章，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是不断完善的。即：在党组织“未经决议之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对于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党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不尊重党员权利的党和党组织负责人，应受到批评以至纪律处分。这些规定，无疑是保证党内民主得以实行的党规党法，是党内从普通党员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应遵从而无可例外的。
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党员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业免遭失败的事例是存在的。最具说服力的是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受到排斥以后，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拥有发言权，因而在长征路上可以与张闻天、王稼祥自由地讨论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并取得张、王的支持。于是才有发生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讲话中都曾谈及此事。对这段历史情节，金冲及在《毛泽东传》1893—1949“长征”一节中写道：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声明】本网站刊载的新闻及评论由网友提供分享
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或转载，不表示巴牛生活网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网友转载请注明原作者姓名及出处。如有侵犯到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