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西安事变时的三份遗嘱:已做好被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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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9-19 1:36:00 发布人：runinfos
上述遗嘱，虽然均写于1936年12月20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录于西安事变二周年之际，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内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另外，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的黄仁霖转寄。此信与前两份遗嘱内容相差无几，实即遗嘱，录之如下: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
蒋介石的信被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亦被留陕，不准回南京。蒋的三份遗嘱于20日交给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联络的宋子文转交宋美龄，但也被张学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记记其事云:“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1日，据张俊义译文，《百年潮》2004年第7期)这里有不同之处:一、蒋介石遗嘱交宋子文的日期，蒋日记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记系12月21日，究竟谁是谁非，尚待考证。二、遗书交给宋子文的时间，宋子文日记为当天他第二次见蒋介石时，蒋日记是在宋、蒋开始谈话之前，先将遗嘱交宋转宋美龄。蒋日记云:“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先与张学良谈话，然后和张及端纳一同见蒋，因蒋看到宋美龄致函，情感激动，呜咽说不出话，宋子文乃示意张和端纳出外，由自己单独与蒋谈话。三、蒋日记没有记述让宋子文将遗嘱给张学良看。
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危难之际，蒋介石关心夫人和两个儿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说“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到了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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