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早晨，我们的战士就将这张停火告示牌送到潭边，并且履行了承诺。没过多久，美军就明白了我方的意思，他们不仅按时派人大大方方地前来取水，有时还在规定时间内洗澡，赤着身子跳舞。几天后，潭边岩石上出现了一个用刀子刻画的大拇指。
志愿军回国
三兄弟至少要活一个
从四川开赴河北之后，我们（500名西南军政大学的学员）在1951年春开始毕业分配。然而，我却作为一名“待分配学员”，混在一群留守后方的女生中间。我有些惶惑不安，常常一个人坐在易水河边发愣。
一天傍晚，通讯员跑来找我，说15军29师军务科科长张彦文同志要和我谈话。
见到彦文同志后，他向我宣布：“征得上级同意，这次毕业分配，决定不让你下连队，而是留在师部，分配到军务科当战勤工作员。”
看到我意外和困惑的神情，张科长盯着我的眼睛说：“经过调查，我们知道你娘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送上朝鲜战场！你三哥郑时聪过去是学徒，在旧社会受尽欺凌屈辱，现已编入87团3营9连当战士；你四哥郑时敏过去是印刷工人，惨遭资本家剥削，现也编入47军当了机枪兵。师首长命令，将你留在师部，并特别交待就留在我身边，要我负责确保你的生命安全。师政委王新（1919．08－1991．08．08）指示，你娘是我们志愿军的母亲，我们有责任确保你们三兄弟至少有一个活下来，胜利后回家，给娘养老送终！”
听了他的话，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号啕大哭起来。张科长抓住我的手腕，一把将我揽入怀中。从这天起，张科长就把我带在身边，像亲哥哥一样关照我、教育我，直到他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
美军战俘待遇比首长好
1951年3月，我随志愿军第15军29师入朝参战。在初夏的一个傍晚，我用随身携带的美军钢盔当锅，添上新摘的野菜，匀出一星点炒面抛进锅里，生火做饭。这时科长走过来说：“小郑，给你配一个民工担架，从警卫通信连抽5个人，由你带着，到师政治部敌工科去接5名美军战俘，押送到军部。”他说，这批战俘将由军部集中，再送回后方战俘营。
通讯员小周拎来两袋干粮，还拿了两包“大生产”牌香烟交给我。小周交待说：“这两袋干粮，有一袋是国内送来特供战俘食用的食品，是用黄豆、核桃、板栗和白面拌合炒制的精面，另一袋是师首长从供给口粮里挤出的炒面，用于应急。两包香烟，是首长从自己嘴里克扣下来的，只准给战俘用。”
科长拍着我的肩膀叮嘱道：“主要是考虑到你懂一些英语，可与战俘简单地交流。你只要随队押送，移交给军部，就可以归队交差了。”
我们到政治部后，知道俘虏是美军的一名中尉，名叫威尔士，另外还有4名美国大兵，其中一人是伤员。我很快对这支小分队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两名东北支前民工负责抬伤俘，班长负责看管威尔士中尉，两名战士负责押解3名士兵，我照应队伍。
一上路，我就发现，这次押解任务并不轻松。主要是押解小分队内部，个个都憋了一肚子气。因为配备给战俘的干粮，竟比首长待遇还好。同志们认为，能管饱，不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挨饿就不错了！
特别想不通的是，竟然还给战俘配发两包“大生产”香烟。那时，部队里许多烟鬼别说“大生产”香烟难得一见，就是最劣质的旱烟叶子也“一叶难求”。在师首长身边工作的参谋、干事，一旦遇到首长抽烟，都会嬉皮笑脸地围上去，说是想闻闻飘散开的烟味，弄得首长只好让这些烟鬼们排成一条线，一人一口地吸着传递，直到烟蒂烫手了才扔掉。如今可好，上好的两盒烟，竟要发给这些被俘的美军！
最可气的是，这几个双手沾满我军战士鲜血的美军，居然在押送途中摆谱，抖少爷兵架子。按规定，战俘随队转移途中，个人行囊和私人用品应由他们自己背，配发给他们的供给物品由我们背。但在行进途中，这些老兄怕苦，竟要将他们的私人物品死乞白赖地转移到我们战士肩上。那位受伤的战俘躺在担架上，像是呻吟又像是唱歌，显得悠闲自在。当我们一位抬担架的民工摔倒时，这帮家伙袖手旁观，连扶都不扶一把，惹得有位战士要揍他们，幸好被我拦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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