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集中表现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检讨中。这次会议是2月23日开的，原定议题主要是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事先准备了一个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饶漱石眼睛不好，他当时头也不抬，脸几乎贴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这篇稿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也不做任何脱稿的解释，只是不时地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但是，饶漱石对高、饶联盟问题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干脆否认。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不老实。
饶漱石被隔离审查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
报告中对饶漱石的检讨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饶漱石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错误的本质。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漱石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饶漱石自己承认他与高岗只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待”。
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是中央书记处决定的，决定后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会议开完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个人代表中央写出一个报告。因此，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结论。这份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于1954年3月12日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说：他只在第四页上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邓小平把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交给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华东局揭批了饶漱石的问题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饶漱石又写了一份长达2万多字的检查。
中央原打算处理饶漱石时手下留情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央还决定：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谭震林到华东局去向华东局高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华东局揭批饶漱石问题的情况。
这份报告除了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对高、饶问题的处理之外，专门就揭批饶漱石的情况写道：“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局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华东局的同志们，“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法。”“他对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硬装有经验……”“饶漱石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会议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揭发。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网友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