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谈文革未能避免原因 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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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5-11 12:24:00 发布人：runinfos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战斗集体，是包括了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体。党不是领袖个人。
那么，什么是大局呢？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解释，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可见，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是服从领袖个人意志，或维护领袖个人权威。
遵义会议———党内民主的典范
为使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在组织上得到保证，在出现偏差或错误时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的历届党章都赋予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
中共六大党章第十二章44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中共七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增加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中共八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又补充：“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保障党员权利切实有效地行使，还规定“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可见，从中共六大到八大党章，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是不断完善的。这些规定，无疑是为保证党内民主得以实行，是党内从普通党员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应遵从而无可例外的。
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党员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业免遭失败的事例是存在的。最具说服力的是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受到排斥以后，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拥有发言权，因而在长征路上可以与张闻天、王稼祥自由地讨论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并取得张、王的支持，于是才有发生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讲话中都曾谈及此事。金冲及在《毛泽东传》1893—1949“长征”一节中写道：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
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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