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少奇作了最坏打算，并留了遗嘱
刘少奇遭到批斗 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
４月９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３０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在清华大学受辱挨批
王光美遭批斗 ４月１０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６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４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７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家人亲友惨遭株连
４月１５日和２０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４月１０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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