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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中国和印度是恰恰走在同样一条全球化道路上的不同国家。随着亚洲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追求国家利益(可能在市场、自然资源和战略伙伴问题上发生摩擦),分歧只会更加明显。
中国和印度的核心分歧在政治。中国的政治领袖在处理民众愿望时面临重大挑战:它必须维持建立在投资和出口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牺牲工资和消费,同时控制大多数方面的政治表达。坏处是示威和暴动已经变成不满的领地。相反,印度在社会愿望和目标方面允许更开放的辩论。当印度人对政府政策不满,他们可以选择和平地更换领袖。坏处是笨拙的联合政府难以落实政策。
要判断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处理全球化进程上哪一种办法更为成功,取决于检验的因素: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政治问定、企业扩张、冲突或妥协。
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率有效地减少贫困率,而在印度,减少贫困方面就没有那么突出。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1981至2004年间,中国极端贫困的绝对人数大约减少了5亿,而在印度,极端贫困人口大体不变。
印度民主奉行全球化和更符合市场导向的政策,但没有减少极端贫困,而中国的专制主义实现了经济好处。但印度门户开放的经济试验运作起来的时期较短。此外,印度没有经历过中国那样的极端社会经济试验。那些试验包括臭名昭著的大跃进和强制公社化等,这些试验导致大约3000万人的饥馑和死亡。
而且,印度在许多社会领域相对缺乏成就很大程度上跟全球化无关。而是,国内政治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和腐败令社会服务的履行复杂化,而这些问题在全球化之前就存在了。如果要说什么的话,那就是全球化让印度人意识到可以实现什么,特别是当他们的国家与中国相比的时候。
2000年,中印关系开始解冻。2006年Chindia调子得到强调。中国总理温家宝宣称中国和印度将是21世纪的经济力量源泉,合作就如同双剑合璧,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中国和印度的商业可能变得竞争。目前中国轻易地在制造业主导,而印度主导服务领域。然而,中国寻求进一步进入服务业,而印度寻求进入制造业。尽管有双剑合璧的调子装饰中印关系,但仍然有相当多的竞争理由。中国较早开始全球化和经济发展进程,而且拥有更多样化的出口基础。印度在迎头赶上(由服务领域驱动),而且也在迈进工业。
此外,印度对西方资产的收购所遭到的反对不像中国遭遇的那样多,因为印度更易被接受:在政治上,它是同样的民主国家;在语言方面,它用英语;在社会上,它是英联邦的成员国。中国不想被严格限制在硬件,印度不想停留在软件。两国都有有能力的公司进军这两个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似乎渴望让印度停留在仍然可以加以牵制的地区大国状态。而印度有更大的期望,特别是当它的公司享受着全球扩张时期。两国的期望预示着未来的竞争加剧,两国将寻求推动国家利益,一般是通过市场和资本,通过投射软实力,但以军事力量作后盾。
考虑到边界争端以及在自然资源上的竞争,加上国际体系仍然没有稳定,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面前逐渐浮现的问题是新德里和北京将如何处理经济架构转变的跌宕起伏以及它们竞争性的世界观的潜在可能。
我们知道印度民主的结果是政府更替相对有序;而中国的政府更替则是错综复杂的事情,这种分歧将影响亚洲每一个人,给Chindia的共管概念划上休止符。(作者 Scott B Macdonald,本文的英文原文最初发表在《耶鲁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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