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APEC，美中再比亚洲领导力！

布、胡在APEC外露“坦诚”

一心牵挂伊拉克局势的布什在悉尼颇有些呆不住，并在9月8日会议结束后就飞回了华盛顿。但他9月6日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双边会晤却着实让观察家们眼前一亮。在这场非正式首脑峰会的双边深入交流中，布什与胡锦涛讨论了很多有争议的话题。两个人足足谈了90分钟，远远超过预定的时间。布什甚至透露，他已经接受了胡锦涛的邀请，明年夏天要到北京亲眼看看奥运会的盛况。

　　“各国首脑间的密切关系往往是这种多边大型峰会最大的成就。这样的关系发展下去就能帮助消除国家间的安全摩擦，”豪夫鲍尔说。

　　虽然有些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系在布什的任内踏上了一条坎坷之路，但西蒙表示，他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自从9·11事件发生后，美中关系伴随着全球反恐的共同目标而日益紧密，中国在美国的反恐大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协助作用”。

　　在西蒙看来，虽然两国之间矛盾不断，比如，美台军售、台湾入联等问题，但是在各方的协调下，台湾最终并没有通过让大陆担忧的巨额军售案，而布什在会见胡锦涛时也表示，美中都希望陈水扁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两岸应该多加强经济方面的互动。

　　美国媒体对布·胡会谈的报道多以“中国领导人主动提及产品安全”为新闻亮点。正像白宫官员所言，在这次双边会谈中，“不是布什、而是胡锦涛在会谈中提出了产品安全的问题”。当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从玩具的铅含量过高到有问题的汽车轮胎和含有毒素的宠物食品－－被搬上台面时，中国似乎已感受到产品安全声誉受损的切肤之痛。

　　西蒙就此问题解释说：美国消费者有理由担心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但他们必须理解，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流入美国的很多商品虽然带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一种产品从生产到最终出口，往往涉及许多公司的生产参与，许多商家之间的次级合同关系。因此，要追查质量问题的最终责任方，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直接介入的中国公司往往只是将各个厂家加工的零部件组合在一起，贴上商标出口罢了。

　　“胡锦涛和布什的直接交流对中美双方加强理解，携手处理问题是有帮助的。事实上，美方，尤其是一些私营部门，已经派出了更多的质量监管人员，帮助中方进行调查，”西蒙说。

　　西蒙十分肯定APEC多边平台上的双边会谈机制。他认为，“APEC从建立之初就设立了首脑间双边会谈的通道，尤其是讨论安全议题。APEC的这层作用将继续发扬下去，美中也看重这一点。”

　　科萨认同这一点。他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APEC首脑峰会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美中这样的大国提供一个双边交流的机会。从过去到现在，美中两国多次运用这个平台交流。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次，布什总统试图和胡锦涛建立好的个人关系，这能让美中两国都受益。”

美国没有失去亚洲？

　　在APEC峰会上提前离场的布什总统早在启程赴悉尼之前，就已经惹来美国外交圈中的一片谴责。政策分析家们无奈地说，布什政府对APEC峰会的不重视再次彰显出白宫的外交重心仍滞留于中东，对亚洲其它地区投入的精力不足。以至于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德·阿米提奇（Richard Armitage）这样比喻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踢足球，只知道追着球满场跑，而不知道照顾整个赛场上的局面。

　　相反，中国则在这次峰会上独领风骚。胡锦涛9月3日晚就飞抵珀斯（Perth），在APEC峰会前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国事访问，强调了双边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在APEC峰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各项讨论，胡锦涛还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推进全面合作，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演讲。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峰会上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抢了美国总统布什的风头。

　　“我的确有这样的印象：在最近10年以来，美国在东南亚的身影比以前黯淡了。相反，中国则在东北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大幅提高其影响力。”西蒙坦言，“布什缩短了参加APEC峰会的日程，赖斯还两次取消了东南亚组织（ASEAN）首脑峰会的行程。这些都在暗示，亚洲在美国的外交议程表中远远没有以往那么重要了。”

　　然而，科萨则持不同看法：“虽然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布什政府被伊拉克和中东事务占去了全部精力，但我不相信美国在‘忽视’亚洲。有时，表象是重要的，但是不该被夸大。虽然美国表面上对亚洲的重视程度低了，但实际上，美国在亚洲的涉入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深。美国没有放弃亚洲，而亚洲国家也希望美国继续融入。”

　　白宫官员的解释为科萨的观点做了注脚。他们说，布什总统从没有错过任何一次APEC的年会，相反，克林顿总统却曾经在1995～1998年的APEC峰会，三次在最后一分钟取消行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亚洲问题高级主任丹尼斯·怀尔德（Dennis Wilder）为布什辩解说，“总统重视美国在亚太的责任。我们的经济前景和这一地区息息相关。我们的安全未来也无法脱离这个地区。”

　　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美中在亚洲此消彼长的影响力会自然而然带来这样一个后果：美国在亚洲留下的影响力的真空自然而然地由中国来填补。对此，西蒙认为：“你只能说中国从这一外交博弈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却不能说，美国已经失去了什么。”

　　“美国在亚洲植根已深，从二战之后就开始在这个地区耕耘。从贸易数字上看，美国和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贸易额仍然强劲；在安全合作上，美国经常和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和情报交流合作，”西蒙解释说。

　　如果要描绘一下亚洲的战略地图的变化，西蒙倾向于认为，过去由美国一手主导的亚洲现在正逐渐转化到由美中共同领导。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略占上风；总体上看，美国并没有失去亚洲。在最高级别的外交交流中，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交往进展迅速，很多时候已经压倒了美国的风头，但是，在中低级别的外交合作中，美国和亚洲国家仍然是合作紧密的。

　　实际上，美国在亚洲的一些盟友很能理解布什缠身于中东不能自拔的窘境。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一位名叫普里莫·久里亚托（Primo Joelianto）的官员说：“美国‘忽略’亚太地区并不是大问题。我们明白，美国目前的外交重心不在这里。这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的事情。”

中美为“后京都时代”携手

　　短短两天的APEC悉尼峰会主要讨论了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清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多哈回合谈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议题。由于环保议题的重要性，APEC专门在9月8日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细心的西蒙注意到，中美作为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在“后京都时代”的环保议程中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在环保议题上，出于不同的理由支持了同一个合作议案，” 西蒙分析说，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要求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中》的环保要求；美国则为了脱离《京都议定书》的约束想另起炉灶，同意创造减少国内的温室效应的条件。最后，中美达成共识－－在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寻求建立新的环保议案。

　　为发达国家规定减排指标的《京都议定书》有效期只到2012年，为了确定2012年后各方按照何种规则降低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关于“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已经启动。悉尼APEC峰会上的“《环保宣言》”确认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是关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合适的多边论坛，这显示了“后京都时代”谈判和磋商的方向和方式，对“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谈判将产生积极影响。

　　西蒙认为，中美在亚洲的环保议程中，是两个领袖，也有相互的合作空间。比如，美国的一些私人机构正在研究用新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中国完全可以成为这一新技术和环保类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双方可以互惠互利。

　　豪夫鲍尔从中方角度分析说，“在国际会议上，环保议题经常是中国最薄弱的软肋。除非中国显示出愿意从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面转化成核能利用国，否则中国在环保事业的讨论中经常会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但是，这也是一个能让中国显示其领导能力的好机会。如果能创造出世界级别的核能废料存储方式，比如将之妥当地安置于中国的戈壁滩，这对于其它国家的核能利用也有借鉴意义，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中国的领导层是否已经意识到开发这一思路的潜力，还需拭目以待，”豪夫鲍尔说。（作者李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