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鱼”级的装备也很落后，配有533毫米直航(没有制导装置)鱼雷，10枚。潜艇围壳前方还有45毫米的加农炮。尽管“梭鱼”级在当时已经是“老掉牙”的潜艇了，但对于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土八路”来讲，还是见所未见的“精锐兵器”。
通过旅顺港的学习，我对潜艇的基本构造、动力装置和作战使用有了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给我日后从事潜艇的研制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这次学习，对于我国海军而言，也有相当大的意义。因为它为我军培养了最早一批潜艇人才，后来许多海军的高级将领都是从学习队走出去的。
2 由于在旅顺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52年我又被选调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捷尔任斯基(苏联情报肃反机关“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首任负责人)高级海军工程学校造船系深造。该校是苏联一所著名的培养海军工程人员的
军事院校，学制5年。按苏联国内招收标准是录取9年制中学毕业生(相当于我们的高中毕业生)。我就读的那个班共有11名中国海军军官和5名罗马尼亚海军人员，而我们这11个人里，我学历是最高的，还有初中生。考虑到这种情况，校方又专门给我们补了半年俄语和初中课程，对我来讲，似有多余，但可学习一下俄语还是好的。
那所学校虽然也是工科院校，但所学专业课程和我在武汉大学学的有很大不同，尤其是造船理论比过去我接触的要深多了。
捷尔任斯基高等海军工程学校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有相当一批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声望的著名专家和教授。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给我们讲授流体力学的科学技术博士A·H帕特拉舍夫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科学技术博士是很了不起的，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只有具有很高学术造诣，而且还有多年的教学或实际工作经验，再经过严格评审的人才能获此殊荣。
帕特拉舍夫教授讲流体力学时，从不带讲稿，那么多复杂的公式，他都能倒背如流。几年时间里，我记得他只有一次把一个“湍流”公式记在一张字条上带上讲堂。这位老先生的耳朵有些特异功能，可以摆动，尤其是他讲得兴奋了，更是如此，我们看着特有意思。而且他可以同时听两个学员回答问题或答辩。你不要以为这样可以打“马虎眼”，只要你出一点错，哪怕是语法上的错误，他也能马上听出来!老教授早就去世了，听说他的女儿 继承父业，现在圣彼德堡国立海洋技术大学工作，也是成就斐然。
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很好，因此，校方对我们也很够“意思”。除了系统严格的理论学习之外，还经常组织我们到一些很“保密”的工厂实习、参观。我们在苏达米赫造船厂(196厂)实习了F级潜艇(641型潜艇)的总段建造法，这在当时国际上也是最先进的方法。在列宁格勒的北方造船厂实习了56型(“科特林”级)驱逐舰的建造，船厂的老师傅还让我帮他划样(材料切割前必需的一道工序)。还参加了著名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的下水仪式，那艘船在当时是世界顶级水平，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能超过它的破冰船，仪式非常隆重。
我们还在克朗施塔德海军船厂学习了潜艇的修理，我还随自己亲自动手修理的z级潜艇(611型)在芬兰湾出海试航。也曾登上过Q级潜艇(615型，闭式循环柴油机驱动，属AIP型潜艇的一种)参观学习过。上述的F级、Z级和Q级潜艇在当时的苏联都是最高水平的，也从未向我国转让过制造技术。众所周知，他们只向我们提供过w级和R级潜艇制造技术。不管怎么讲，能让我们参观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我也确实从中学到了一些新的设计理念，开拓了思路，对我日后的潜艇设计工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3 1954年的一天，我们全校学员(包括苏联学员)，都着装整齐列队在学校的大厅里，等待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的检阅。
库兹涅佐夫元帅是苏联的海军名将，卫国战争时期他一直担任海军人民委员(相当于海军部长)，指挥苏联红海军和纳粹海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来升任海军元帅(1955年)。库兹涅佐夫元帅敏锐地意识到航母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极力主张苏联应建造航母，是个真正的“航母派”。也正因此，他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被强迫提前退休。现在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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