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不变爱国心
1 我于1928年出生在安徽芜湖，1947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就读机械系。1951年大学毕业，我援朝参干(以干部身份参军)。朝鲜没去成，但却跨进了人民海军的大门，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离开过舰艇。
1950年11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上海百老汇(现上海大厦)召见了时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参谋长的傅继泽。肖司令开门见山地，我们要立即筹建潜艇部队，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帮助我们培训一批潜艇人员，地点可能选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让傅继泽担任我海军潜艇学习队伍的领队。1951年2月傅继泽又奉令来到北京，肖司令员讲：“苏方已经同意培训地点改在苏联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当时由中苏共管)，时间是1951年至1953年。”
1951年4月，潜艇学习队的成员在北京集中，作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由于潜艇是我军的一个全新兵种，所以参加学习的人选非常严格，真可谓是万里挑一。每人都为自己能身历其中，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接见了学习队员。刘副政委在报告中讲道：“你们学习潜艇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国所望’。”并且送给每人一支上海产的大“金星”钢笔，后来又请学习队员吃了一回地道的西餐，味道很好。当时队员们还想：以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每天都能吃到这样好的西餐了，可后来才知道，苏联的西餐蛮不是这么回事!
1951年5月初，学习队抵达旅顺基地(我是9月份由大连二海棱去学习队的)，开始正规学习。当时，苏军有4艘“梭鱼”级(“秀克”级)潜艇驻在旅顺军港。我们也按一对一的原则，为每艇配齐艇长、政委、部门长一直到水兵整套人马。还有一个支队部，支队长就是后来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傅继泽将军。
当时，我们是衣食住行全盘“苏”化，开始觉着非常不习惯。首先是吃，我们的伙食和苏军潜艇兵一样，俄式西餐(潜灶)：牛奶、面包、黑列巴(黑面包)、蒸养麦饭、红甜菜汤、肉汤、生鱼片、土豆泥、肉饼。连喝茶也要放两块方糖，我们吃着都特别不对口味。尤其是用腌鲱鱼做成的生鱼片，又成又腥，真叫人难以下咽。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带点酸味的黑面包还有生鱼片，倒也算别有风味吧。当时苏军是发莫合烟(一种用烟叶和烟梗加工成类似我国旱烟末)，现抽现卷。我们都是用干净的白纸卷，而苏联水兵却说，抽莫合烟必须用《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报纸卷着抽才有味，至于报纸上那么多油墨，一吸都到肺里去了，他们根本不在乎。不过后来我们也用《真理报》卷着抽，也没什么事，我今年都快八十了，肺没闹什么毛病。
苏联水兵洗脸也很简单，龙头一开，双手合拢接水，往脸上一抹，干毛巾擦就完事了。还有，他们没有热水瓶，就喝自来水。当时我们和苏联水兵住在一起(他们住楼上)，晚上不许熄灯，整宿都开着灯。
学习期间，我的任务是学习柴油机的原理、构造和操作维修，但并不实际操作，仍由艇上的苏军轮机兵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们的艇员。
当时我的俄语还不太好，队里专为我配了翻译。和苏联水兵相处的时间长了，彼此也有了感情。有一位苏联水兵还给我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康斯坦丁·亚历山大诺维奇·李”，“康斯坦丁”是名，“亚历山大诺维奇”是他的父名，他说我们是兄弟，应该用同个父名。当时正是申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他们真心教，我们认真学，情同手足。不过苏军上下级关系等级森严，远不如我们官兵之间融洽。
我第一次上艇就碰了钉子：值班苏联水兵不许我穿着带有鞋钉的皮靴上艇，说是怕皮靴上的钉子和钢板碰出火花，还有就是不让我在舱内抽烟，当时我有些想不开，可后来也明白了，某些规定看起来似乎是吹毛求疵，但条条框框都是用沉痛的教训和鲜血换来的，万一出事，则悔之晚矣。
“梭鱼”级是苏联二战前建造的一种小型潜艇，排水量只有800多吨。配装两台3888型4冲程8缸柴油机，单台功率约700马力，没有通气管，只有水上排气管。这种柴油机起动还特别费力，机舱内还专门配有一根大撬杠，在柴油机起动前要先用杠子撬动机上的大飞轮齿轮，转动柴油机一会儿，才能启动。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要“盘车”，但天冷时，不撬就开不起车来。艇上的其它部件(需要转动的)也要经常转动一下，以防到时不转了。该艇水上航速最快只有14节，水下才8节，最大下潜深度90米，工作下潜深度连75米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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